（二）提供法律思维框架 法律定义是立法者以法之名明确法律之意涵。

国家权力的这种自我克制态度，既能够较好地处理法律稳定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又能够有效地促进算法行业自身规制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根据该法的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违反推荐算法规制条款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倘若只用国家正式的法律机制进行算法歧视的治理，极可能使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因为法律治理的逻辑和技治治理的逻辑存在较大差异，而且，政府和法院在知识上也存在缺陷与不足。这种算法，往往会针对不同客户采取不同的对待模式，即看人下菜碟。(3)解释的标准应当以正常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予以解释，不需要阐明算法模型工作的确切过程。(59)它认为，算法透明度的内涵主要是要求算法源代码的透明性和开放性，并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公开输出算法决策，从而确保被决策对象充分地知悉并认同算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随着算法技术的发展，算法失范的行为经常发生，这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权利。

(20) 第三，对特殊领域人脸识别的算法技术进行禁止性规制。⑧在这种算法歧视中，邮政编码、通勤时间等数据信息都是合法获得的，但是，算法的设定者往往会在这些数据与特定群体的行为之间建立某种虚假的关联，从而对此类群体带来歧视性后果。相应的，由于具体的符合要求备选价值同时符合法律的存在和内容，那些不符合法律内容的价值就首先被排除，于是适格价值中的最佳价值最多只是个次佳价值，也就是非理想的价值(non-ideal value)。

另一方面，法治这个价值通常被视为一个关于法律的理想[26]，它和其他的理想价值一道，本身就处在同一层次上。⑨另一种是形而上学或者构成性的化约论(metaphysical or constitutive form of reductionism)，即一种独特的现象实际上是由其他一些更基础的现象所构成，因此该现象就可以完全还原为那个更基础的现象。刚才，已经讨论到同时存在两种符合，它们会指向不同的价值——理想的与非理想的。如果它们不是间接评价，就只能认为它们是直接评价，也就是道德评价

由此可见，罗尔斯描绘的分配OP曲线的确具有相当的规范性，试图为善治提供个人行为指针以及道德说服的逻辑。不言而喻，这就是思想性综合期刊《二十一世纪》的宗旨或者目标所在。

例如卢曼认为构成社会系统的基本元素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活动。（3）利他主义指向等不同层面的涵义。从1990年10月27日算起，三十年的岁月转瞬即逝，《二十一世纪》已经步入而立之境。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权利甚至义务诉诸司法救济，法院以终局性判断权来维护法律秩序和实现正义。

从语言的角度来观察人们的意思、行为以及相互关系，可以意识到沟通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非常突出，这才是社会的真实面貌，也构成权力、货币、意识形态、法律制度对日常生活空间和叙述方式进行分解、定型以及克减其复杂性的前提条件。一个沟通过程与另一个沟通过程相衔接，造成沟通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态，进而形成沟通的网络，这就是社会的整体。其实，维特根斯坦、哈特也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强烈主张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关系覆盖整个社会的、也就是人类的涵义之网，并对主体产生、制度安排以及整个世界的存在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自我完结的封闭性系统，其熵（entropy）将不断增大并且无法逆转，最终导致混乱无序，因而需要适当的他者指涉、开放性以及内部复合化，但这又会反过来强化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无论语境和价值取向有何不同，在美国、中国乃至其他国家，关于社会正义、万全法（Pannomion，边沁[JeremyBentham]语）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解纷机制的基本共识已经破裂，呈现出两极对峙的形势。这一切都在呼唤思想与制度设计的范式创新。

他以社会的多元性为出发点，试图在密尔（John S.Mill）式自由和宽容以及康德（ImmanuelKant）式建构主义的基础上，采取非先验主义、非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方法，重新阐释社会契约论，进而通过政治的说服过程来确立制度之德，以及秩序的正当化机制。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压力下，生活世界的数字覆盖面显著扩大，渐次形成一张无所不在的智能化监控网络。

预防式警务实际上就是刑事标签理论（labelingtheory）的升级版本，或多或少也助长了有罪推定的倾向。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沟通与沟通之间的关系来界定社会系统以及法律系统，探索自组织、自创生的奥秘。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学说还不足以提供明确的立法原则和制度设计方案。四、在自组织的悖论中探索社会范式的创新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把二十世纪的哲学、法理学以及社会理论推上顶峰的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哈特（H.L.A. Hart）、卢曼（NiklasLuhmann）和福柯（Michel Foucault）不约而同，都从语言（尽管具有语言游戏、语义分析、沟通、话语等不同的表达形式）的视角来认识社会秩序的本质这一有趣的事实，特别值得我们认真推敲。根据罗尔斯的分析框架，互惠包括：（1）单纯的相互有利。三、多层多样的互惠性与沟通网络中的博弈 我认为，在上述状况设定之下，社会正义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实现方式是什么，就成为全新的、非常重要的公共话题。

在这里，重叠共识的概念取代了全体一致的理想，而沟通、妥协以及反思均衡则是实现社会合作体系的主要手段。沟通伴随着社会的复杂性，但也以克减社会复杂性为已任。

在中国，刑事侦查和搜捕活动还广泛应用5G（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系统，使尖端信息沟通技术（ICT）渗透到社会控制的每一个角落。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促进体温测量、追踪检测活动以及基于数字信息技术的监视文化（莱昂[DavidLyon]语）的流行。

与此相映成趣，特朗普（DonaldJ. Trump）总统对美国提供世界公共物品的责任避之不及，也故意摒弃国家治理的共识模式，正千方百计挑起对抗的激情以争取更多的连任选票。另一方面，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命题、次年的四中全会又做出关于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定的那些时刻，似乎中国离所谓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已经近在咫尺。

面对新冠病毒蔓延，中国也提出了把疫情防控纳入法治轨道的口号，主要体现为严格限制人们活动范围的健康码系统、数字化监视装置以及强制性隔离的举措。因而也可以说，律师为了自己客户而进行的抗辩，其实在发挥对合法性进行精准监控的作用。实际上，这个逻辑的延长线已经成为伊斯兰激进势力抬头、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等一系列事态的导火线，甚至还可能点燃更激烈的国际冲突。面对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和愈演愈烈的认同政治，他把差别原则——对形式正义进行矫正、让最少受惠者的经济利益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最大化——作为自己正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把互惠性观念作为强调差别原则的最主要根据，实际上平等互惠也是近年来国际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理由。与卢曼把沟通视为社会系统基本元素的主张很近似，福柯把话语（discourse）视为生物性权力（bio-power）的策略和技艺，视为社会有序化的动因以及基本框架。

然而，起源于美国次贷问题的世界经济危机则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二、法治观的对立与数字化治理的趋同 众所周知，近三百年来现代法治的本质体现为保护个人自由，因此特别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为了实现这个理念，启蒙思想家和制度设计者借助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的学说确立正义的判断标准和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套事先明确权利和义务的规则体系，并通过独立的、权威的司法机构、公正的程序以及严密的理由论证，来确保所有具体判断和决定都遵循既定的法律。此时此刻，福山面对认同政治方兴未艾、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现状，对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政府的低效表现出忧心忡忡。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行使诉权的当事者在维护私自利益的同时，也在履行自下而上监督法律实施的公共职责，律师则向那些完全外行的个人提供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全球化却似乎正在被脱钩、产业链重构、新冷战、数字铁幕所替代，自由民主似乎正在受制于民粹主义。这就在不经意间为正义理论的重点从财富分配转移到风险分配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契机。本文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庆祝创刊三十周年论丛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观 制度范式 数字化治理 。

毋庸讳言，二十世纪正义理论所达到的高度基本上是由罗尔斯（JohnRawls）标识出来的。总而言之，智能网络中难以预测的互动关系、难以解释的算法设计与自动监控的机器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似乎正在成为法律秩序重构的前提条件，也是当下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数据（信息）驱动社会的现实。

但是，中国传统的法家式制度设计思路与此截然不同，更强调的是国家对社会权力的限制，以及所谓锄强扶弱意义上的伸冤。鉴于监督机关叠床架屋、监督成本不断攀升、监督者裁量权过大等问题，为政者不得不在轻微案件处理上更多地借助社会的自组织机制，注重调解在处理纠纷方面的功能，并把当事人的承认以及社群的赞同作为司法的正当性根据。

这正是《二十一世纪》在创刊之初标榜茶馆意识和论证性对话的先见之明。从语言社会学派的立场来看，法与社会本来就是一种基于信息反馈的自组织系统，通过自我叙述、自我指涉、自我塑造而不断进化。